Stephon Marbury掀起的球鞋小戰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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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被視為新世代控球後衛旗手之一、出身紐約Coney Island貧民區的Stephon Marbury，上一次大量出現在NBA球迷的生活之中，應該是2003-2008年效力紐約尼克的時候了。他最被期待的時期，至少對我個人來說，則是在灰狼剛出道的1996-1998期間，那時他才19-20歲，潑辣慓悍、能切能投能傳的球路，給人無窮想像空間。

奇怪的是，儘管每場球大概都有20分、8次助攻左右的表現，他和早期的Allen Iverson一樣，都被歸類為「獨夫」，或許這是雙能衛這類型球員的宿命。這樣子的壓力，加上紐約原本就是個妖獸都市，即使Marbury這種等級的明星也難逃，這是他返回家鄉紐約打球卻極不愉快的原因。根據報導，Marbury到後期已經有憂鬱症和自殺傾向，最後他選擇離開NBA，赴中國打球迄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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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Marbury既亮麗又陰暗的NBA生涯並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。讓我把Marbury再從記憶裡掏出來的，是前陣子沒有引起太多注意、卻很值得討論的一則新聞。

Starbury重出江湖

目前還在北京打球的Marbury，日前在Twitter上公佈失傳已久的Starbury球鞋全新設計圖，暗示著這個以低價球鞋為訴求的自創品牌將重出江湖，更重要的是他點名批評Michael Jordan和LeBron James，只顧著靠球鞋賺錢，對黑人、貧民小孩屢屢為Air Jordan/LBJ/Nike球鞋偷竊殺人的現象不屑一顧。



這已經不是Marbury第一次針對此議題開砲。早在1996年9月，當時才20歲的Marbury就認為Nike和Jordan Brand的球鞋價格高得太離譜，間接造成許多青少年刑案的發生與錯誤價值觀，宣佈和零售商Steve & Barry’s合作，推出定價14.98美元的Starbury球鞋，其中有幾款球鞋甚至不到10美元，例如9.98美元的Starbury Crossover。至於同系列的運動服飾，單價一律不到10美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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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rbury的銷售還OK，但是Steve & Barry’s在2009年倒閉，而Marbury自己的生涯當時也亂七八糟，Starbury從此銷聲匿跡。

很有趣的是，由於Marbury曾聲稱「拿一雙Starbury和一雙Nike球鞋，把它們切開，你會發現裡面都是一樣的」，專業單位甚至真的拿了價格相差10倍左右的兩雙球鞋切開作測試，結果發現，Starbury的材質當然沒有高價球鞋來得好，但是純就性價比而言，Starbury的性能表現並不差。



在一雙名牌球鞋價格約新台幣3000-6000元的時代，定價不到500元的球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。我欽佩Marbury的發言、動機與行動──Marbury已經不太需要藉機賺知名度，如果只是為了炒新聞，他作的這一切也太「搞肛」了一點，但並不認為Starbury──如果順利推出的話──會獲得廣大的成功，因為Air Jordan如此昂貴卻又一鞋難求，就證明它的背後有著太多其他因素支撐。

Michael Jordan的沈默

Marbury間隔十餘年，兩度針對Air Jordan球鞋開砲，不是沒有原因。早在1990年代初期，隨著Michael Jordan生涯發光發亮，球鞋市場也跟著水漲船高以來，全美各地──特別是貧困的黑人社區──與AJ球鞋相關的刑案就屢見不鮮，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奪球鞋，就是為了一雙鞋子開槍殺人。印象中當時就曾出現無數文章，對此現象感到憂心；這個現象甚至曾經在1990年成為運動畫刊（Sports Illustrated）的封面故事。問題是它是一項商品，你沒有辦法作任何事阻止商品受到消費者歡迎，總不能搞強迫下架或強迫降價這種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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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值得注意的是，Michael Jordan本人極少──甚至從未──對這個現象作出太多回應。一如他也從不談論政治議題一樣，Jordan篤信商人不碰政治和社會議題的信條，因為從在商言商的角度，你必須賺所有人的錢，無論他是民主黨、共和黨，或是富人、窮人、白人、黑人、亞洲人。在這方面，他和大嘴巴的Charles Barkley有著很大不同；Barkley從不諱言他支持共和黨的立場和不希望自己成為青少年偶像（role model）的態度。

Jordan對這個社會現象有沒有道德責任？我認為當然有，其實Jordan大可以主動將球鞋降價，但道德責任再怎麼說絕不等同於法律責任。球鞋的定價，牽扯到太多企業營運和市場因素，受歡迎的商品，定價再高都有人要，原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道理，AJ球鞋如此，Burbury、Chanel等名牌也是如此。要求某商品像作慈善一樣配合「窮人」定價，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的邏輯。